这里的“五大都市”讲的绝对不是巴黎、新加坡、伦敦、香港、北京，而仅仅是相应有一字相同的北黎、新街、墩头、港门、新北这几个东方市的老村落而已。它们从繁荣走向没落，从中心走向边缘，正应验了这么一句老话：风水轮流转。
这个转折点，姑且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吧。之前，虽然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县委县政府就从北黎或新街迁往八所。但是，实际上其中心仍然还是在新墩地区。所以，在东方市至今还流行着这么一种调侃，把这五个老村落戏称为“五大都市”。
调侃归调侃。确实，那时的八所城区，正如老辈人叫的一样，只是“八所滩”而已。一到节庆日，八所县城几乎成为一座空城。因为，机关里的工作人员，不是五大都市的，那就是文昌海口的。你想啊，大家都回家乡了，哪有不空的。当年，连海南八大企业篮球赛，有很多届都是在东方盐场队的主场——新街举办的，还有文娱演出等等，热闹非凡。
之后，机关单位陆陆续续建起宿舍，家属也随之迁徙而来。八所渐渐地有了人气，这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县城。此消彼长，“五大都市”人去楼空，繁荣不再。
一、“北黎街”
1. “北黎街”，是当年“五大都市”的人们对这个村的称呼。很久以前，墩头还没有形成港湾。八所港更不要说了，是日本人侵琼后，为掠夺石碌铁矿而修建的。只有北黎港。所以，在以前的地图上，标注的只有“北黎港”。
据说，这里最早是广东高州人先来，做货物生意，后来琼山等东部的人也陆陆续续迁徙而来，逐渐形成了街市。从此，人们就把这里叫“北黎街”
2. 众所周知，东方的方言是极其复杂的。军话、村话（“哥隆”话）、黎话、文质话、驸马话，各有特色。唯独“五大都市”及四更、感城极少数几个村落，才操海南话。这或许跟“五大都市”的建村历史较短，以及移民的原母语有关。广东雷州半岛的语言属于闽南语系，跟琼岛东部的语言相通。后来的新街、墩头、港门不断地也有“哥隆”人。临高人、儋州人等融合进来，但毕竟在北黎河沿岸，海南话占有强势，这些后来的方言只能改变些许的尾音罢了。
3. 在拍摄的时候，只看清楼顶上三个字当中的一个“利”，其它两个，问了一妇女她也不知道。但她告诉我说，这房子是日本人所建。那么，这是日本人的什么商业机构？是间谍的掩护（看多了谍战片闹的）。不过，我想应该是高州来的富商所盖的商厦吧。无论如何，它后来是县机关的办公楼，我是知道的。当年，“五大都市”的小孩，常常跑到这楼底下捡烟头、烟纸盒什么的。
4. 村头河道旁的“酸梅子树”。印象中，到“北黎街”爬“酸梅子树”摘“酸梅子”，是“五大都市”小孩的不能忘却。百年老“酸梅子树”那是“北黎街”的最多。
5.“北黎街”“能”，来认领“鲁熟”的“老熟”（加引号的请读北黎街话）。
二、新街
在东方市，人们习惯上只直呼“新街”，很少有叫新街村的。这要追溯到其形成的历史。所谓“五大都市”，它们是环绕北黎河形成的一个村落圈。这五个村落形成的顺序，最早的是“北黎街”，其次是港门。接着，人们在海边滩涂上修建了盐田。为了方便管理，就在其边上搭建临时居所，渐渐地形成了像“北黎街”一样的街。但规模上，离村还太远。所以，相对于“北黎街”，它理所当然就只是“新街”了。
1. 如果是村，那就只有“路”而不是“街”了。故而，当年他们应该是很自豪，同时也是戏谑为“五大都市”的吧？也难怪，东方第一家有规模的“宾馆”，是一个自文昌铺前迁徙而来的颜氏人家所建，名字叫“琼西食堂”。名字起的够大气的吧？海南西部，仅此一家（你就吹吧）。既有餐饮，又有住宿。有图为证：
2. 新街最早的街巷。
3.新街的老屋。
4. 大跃进年代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大食堂。
5.经过时光的浇灌，记忆已经成为绿色。
6.当年海南八大企业之一的海南东方盐场影剧院。这在当年算得上“恢宏”吗？别问我，我还少不更事呢。但可以肯定，这几乎可以说是唯一能“生产”快乐之所。
7. 琼西中学大礼堂。该校原全称为“琼海中学琼西分校”。当年的“琼海中学”即现在的“海南中学”的前身。于1938年由原华南理工学院副院长.当年墩头进步知识青年史丹先生创办。是琼西南地区最早的中学。初创时期，就被称为琼崖的“抗大”，是抗战前期琼崖革命青年较为集中的地方。1939年2月10日，当日寇踏上琼岛时，全校200多名师生大部分投笔从戎，奔赴前线，参加抗日，多人壮烈牺牲。史丹、马白山、钟岳、吴爱民、吴以怀等校友，先后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骨干（引用）。
三、墩头
墩头，位于北黎河出海口。其实，应该是冲积洲。是“五大都市”当中唯一没有耕地的村庄。人们世代以捕鱼.航运为业。村庄地势北高南低，四面环海。面积尚小，无以称岛，只谓“墩头”。北黎河自东北向西南逶迤而来，到此被墩头.港门分为三个出口注入大海，形成天然渔港。西面隔着北部湾与越南隔海相望。村庄四周沙白浪清，海边有成片成片的红树林。
墩头，解放初期名声在外，不是她处在优美的地理位置，而是她那段轰轰烈烈的革命史。一个小渔村，当年却闹得小鬼子不惜出动大批飞机对其进行轮番轰炸，整个村庄顷刻变为焦土，村里海里尸横遍野，史称“墩头惨案”。“革命老区”实在不是浪得虚名。仅村里的小学，就有200多名师生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解放后，有30多人成为了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干部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墩头人吃国家口粮，算得上是城镇居民，出去工作的人很多。留在村里的人，继续捕鱼为生。但每况日下，大船变回小船，远海走回近海，近海又被工业污染，正处在下海无望，上岸无田的窘境当中。
1.贯穿村庄的解放路。
2. 村里的百年老“酸梅子树”，历经炮火、血泪、欢乐、无奈……
3．又见骑楼。墩头的骑楼，做工上比新街、北黎逊色一些。
4. 村北的“嘉定村”。当地人称红树林为“嘉定子树”，其村因此得名。
5. 逆光看墩头。最早，眼前的盐田是一片海。
四、港门
1.自北向南跨过北黎河出海口，即是港门村了（大桥左侧）。五个村落都是操的海南话，但港门口音有着较重的鼻音，相对新墩口音，它更接近“北黎街”口音。
2. 老屋（骑楼）较之墩头也多，高大工细。
3. 没有上海的明珠塔，没有广州的小蛮腰，路中间的百年酸梅树，亦算为港门的标志吧。
4.向东，向东，两公里处是北黎。
5.桥头下的“嘉定丛”（红树林）。
6.“龙下”之地，理应人杰地灵。
五、新北市
一个纯粹以农为业的村庄，怎么敢称之为市？原因类似于新街。这个村庄几乎完全是自“北黎街”搬迁而来的。“新”的“北”黎街“市”，是为“新北市”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口音几乎是北黎口音的克隆，难分仲伯。
据说，现在叫“三大队”的地方，日军占领前是一个叫做“嘉同”的村子。日军看中了这里，把整个村子的人驱赶了，在这驻军三个大队或者第三大队吧，因此，人们干脆把这叫做“三大队”。同时，还强行征用了北黎。进驻了不少日本商社，把北黎人驱赶到了“新北市”。这样看来，“新北市”其实是日军为了更好地奴役“北黎和嘉同”两个村子的人而划定的居住地。日本鬼子还假惺惺的搞了个所谓“规划”。街道规划整齐倒是整齐了，可据我看来，这个矮小的徒弟班门弄斧了，其规划完全与师傅的建筑文化南辕北辙了。咱中华传统是南北为街，东西为巷，民居面巷而建，家家户户都是南北朝向。可新北的房子却都是东西朝向的。上午晒头，下午晒屁股，要么相反。很不科学。现在八所以港口至新火车站7.5公里长的解放路为城市中轴，这样上午抑或下午开车可都是（李）“向阳”呢。扯远了。
1.“新北市”的街道，其特点一是整齐划一，二是榕树众多。
2.逆时针自“北黎街”一路走来，到最后一站的“新北市”，骑楼式老屋已寥寥无几，多是一层低矮的瓦房了。
3.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衣锦还乡，旧貌换新颜：
4.居心叵测的野藤啊，莫学那当年的日寇，你看那一纸横批，分明是产权的宣示！
5.其实，通过琼西路，“新北市”已融入八所市区了。
六、结语
以上文字，也只是从现代人文的角度去考量而已。其实，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，北黎河出海口，尤其是新街这一段，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居住了。这在海南岛现在已被发掘的贝丘遗址，也只有在东方、乐东等市县有少量发现。所谓贝丘遗址，指的是文化层中包含人类食余弃置的大量贝壳的古代遗址类型。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，有的则较晚。这种遗址反映出渔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。而新街贝丘遗址距入海口仅2.5公里，是整个海南较重要的文化遗存。遗址分布范围较大，约16000平方米。距地表0.4—1.0米的文化层中含有大量螺壳、贝壳和烧土、炭屑、烧骨，以及打制石器、陶片等遗物。石器仍是用打击法制成，少见磨制石器。
或许，新墩地区的人们，或多或少沾有这些早期人类的灵气。好长一段时期，无论是风俗习惯，还是衣食住行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引领东方新潮流（别太当真）。例如语言方面，有诙谐幽默的机灵，有平平淡淡的调侃。好些东方地面上的流行语，如“拉街”（相当于广东的拍拖），早期的“宋公”现在的“刷鞋”（人死了），“吃硬飞”（吃办丧事的饭菜），“提吊萝子”（说媒），“假鬼学人绑当定”（勉强学人家做事），麻将桌上的“红薯换鱼”（吃一张漏一张）等等怪异的词汇皆出自新墩地区。 文/东方一士
